大学生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录片观后感例文5篇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纪录片观后感

时间:2022-12-04 18:00:00 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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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录片观后感例文5篇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纪录片观后感

大学生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录片观后感例文1

  “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胜,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要赢得战争胜利,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面临新的敌人、新的战场,我军坚持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具体分析战争的具体情况,从中找出行动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力求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使长期革命战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与新的情况特点相适应。

  仔细研究战争各阶段的新情况、新特点,捕捉住稍纵即逝的战机,能因时制敌。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根据当时的敌情商定,“只打防御战”,6个月以后再谈进攻的问题。但我军入朝后战场形势已急转直下,由于敌人长驱直入,分兵冒进,我军已不可能先敌进入预定的防御地区,且敌人完全没料到我军会出兵参战,鉴于形势的这种变化,毛泽东果断地放弃了原定的计划,决定立即反击敌人,连续向敌人发起了入朝以来的第一次、第二次战役,给骄进之敌重大打击,使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后来美军上将李奇微对此评论说:“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能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既善于依据实际情况下决心,更善于依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适时地改变决心,能因势制敌。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1951年五六月间,经过连续5次战役的激烈较量,战争逐步陷入到胶着状态。从地面部队看,中朝军队在数量上和战斗力上都明显具有优势;从海空军方面看,美国又居于绝对优势,这就使双方在朝鲜战区的军力基本形成均势。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已形成均势的实际情况,及时确定了争取以和谈结束战争的新的战略目标,毅然取消了原准备以运动战方式进行第六次战役的计划,转而采取了我军过去曾长期避免的阵地战的方针,并由以军事打击为主变为军事打击和谈判斗争相结合,经过两年多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以打促谈,终于迫使敌人停战求和,胜利地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由于毛泽东善于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及时恰当地调整既定的方针,因而能始终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制敌而不为敌所制。

  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手段,能因敌制敌。积极利用与扩大敌人的错觉,出奇制胜。第一次战役中乘敌不备,攻其不备;第二次战役,抓住敌人的恃强骄狂心理,诱敌深入。善于抓住敌人弱点,在运动中、夜晚、近距离打击敌人。一位英军皇家骑兵旅的士兵在夜战近战中被我军俘获,在战俘营的娱乐晚会上表演自编自说的小品说,他是英国王牌部队受过高级训练的士兵,会开坦克、会驾驶汽车,技术高身体壮,在夜间被中国人俘虏实在遗憾!针对敌人的不同特点选择不同的作战方式。对于战斗力较美军弱的南朝鲜军队,尽量争取大的歼灭战,彻底摧毁其抵抗意志;对于美军,则采取了打小的歼灭战为主,同时利用其部队内部存在的反战、厌战的情绪,对其进行强大的政治和心理攻势。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功地驾驭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服务于战争需要的同时,积极争取苏联援助,成功利用国际矛盾,积极争取和创造有利于我的国际战略格局,针对不同的对手,做出不同的争取和平的努力,在分化瓦解敌对同盟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武器装备优劣空前悬殊的战争,也正因如此,我们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我们把握战争规律,实施科学的战争指导,灵活应对,积极作为,最终赢得了战争,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谱写了历史新篇。

大学生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录片观后感例文2

  我的父亲王润良,1919年出生,祖籍山西。由于家境贫困,祖辈带全家走西口从山西到内蒙古境内,落步于呼和浩特近郊保尔合少,1948年初被国民党抓了壮丁。

  父亲在傅作义的部队暂四军210师629团一营机枪连当战士。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率部队起义后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父亲有幸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据父亲讲,部队起义后共产党政策很宽,战士有两条路可选:一是留在部队继续当兵,二是想回家的给发放路费回家。由于父亲家境贫寒,爷爷早年去世,奶奶改嫁,一个妹妹也出嫁,父亲无家可归,便继续留在部队当兵。父亲曾幽默地说:留在部队还有口饭吃。

  父亲随部队继续作战,在华北野战部队作战时立功一次,后来部队整编父亲被整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66军196师586团二营五连当战士。于1949年4月参加解放太原战役(立功一次),并第一次与死神相遇。

  父亲告诉我们说,部队原地休息时父亲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突然感觉贴在地面上的身体刺痛难忍,父亲起来一看是一个小牛牛虫,便换了个方向。这时,从天上飞来一个炮弹皮砸到他原来爬睡的地里,父亲躲过了死神。父亲说,是小牛牛虫救了他,从此以后,父亲不杀生。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连只鸡都不敢杀,每逢过年,杀鸡是母亲的事;现在想想,父亲不是不敢杀,而是不愿杀。

  1949年7月,父亲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当时,父亲的部队正在天津割水稻,部队一声令下,父亲和战士扔下镰刀,刻不容缓地回到连部整装出发。当时父亲他们不知道有什么作战任务,坐上闷罐车出发到了辽宁安东(今丹东),在安东修整了两天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进入了朝鲜境内。这时,战士们才知道作战任务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父亲和战友们成为第一批抗美援朝的战士。

  抗美援朝时期条件特别艰苦,行军打仗时补给不足,食物难以咽下,常常是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往下吞。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几夜,没有安营扎寨休息的时间。朝鲜的冬天特别的冷,雪约一尺厚,用父亲的话说一脚踩下去能漫过父亲的膝盖。

  父亲抗美援朝的故事,我们也只是略知一二。只听得记得父亲在战斗中立过两次功,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每当父亲讲立功之事总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父亲立有一个三等功,奖章未能保存,立有一个双功,有奖章尚保存,喜报未能保存。

  父亲在部队是一名机枪手,个头不高,但从小爬山劳动,练就了一双飞毛腿和一双千里眼,部队战士称父亲为“快腿王”。父亲的双功是66军在1950年11月的第二次战役,在朝鲜台川战役中立的功。行军时机枪班一般是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加之父亲号称“快腿王”,所以,没多久,父亲已把部队甩在了身后。当时正值黄昏,突然,父亲看到有一股敌人逃窜,父亲回头喊了一声后面的战士,撒开丫子就追,直到把敌人逼到沟里。突…突…突一梭子弹就射了出去,因为天黑,看不太清楚,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志愿军部队及时赶到,一举歼灭了敌人。当时,父亲还在朝鲜战场,并不知道大红喜报已经送到了奶奶家。

  在朝鲜战场父亲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在傍晚行军中,当时部队行走在半山腰,大雪一尺厚,路是羊肠小道,战士们前胸贴后背行走着。父亲号称“快腿王”,迷迷糊糊就走在了前边,这时,一个战士拍了一下父亲的肩膀说“快腿王,你怎么跑到这里了,你们机枪班和弹药手在后面呢,”于是,父亲转身向后走去,这个战士就走到了父亲的位置,没走两步,直听“嘎”的一声,一个炮弹皮就穿了过来,这个战士便血肉横飞的挂在了一棵树上,父亲躲过了一劫。

  第二次与死神擦肩是1951年元月1日打三八线。66军在冰天雪地里24小时原地待命。当战役打响,父亲双脚冻的没有了知觉,就这样,父亲还和战士脚踏联合国军设置的铁丝网和地雷区,奋勇冲击配合穿插部队,一举歼灭了敌军。战斗结束后,父亲脱下鞋和袜子,双脚已经冻的青紫,仿佛冻猪蹄一样,父亲便用雪搓脚,眼看着脚趾头一个个掉下来,最后只剩下右脚的无名趾和小趾两个脚趾。

  父亲双脚冻伤后,部队收容,由于伤员多担架少,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担架让给重伤员。其实父亲也是重伤员,当时,父亲连路都走不了。父亲便把鞋套在手上,爬着往收容部队走,十多公里的路,父亲从中午爬到了晚上,累了,就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突然听到空中“嗖”的一声,父亲本能一个驴打滚,只见一块炮弹皮直穿父亲刚刚睡过的地面插进去。父亲用手挖了约一尺深给挖出来,父亲又躲过一劫。

  父亲讲,在战场上,类似这样的飞行物时常出现。父亲的听力减退也是那时造成的,以至于后来我们与父亲讲话声音要特别大。

  醒来后,父亲继续向前爬行,半路上,遇到一个战死的美国兵,因为父亲个头较矮,在父亲眼里,美国兵又高又大,父亲便躺下与美国兵比了一下,父亲个头刚刚到美国兵的肩部,之后,父亲从美国兵的身上搜出一盒烟和打火机,便点着吸了起来,并获得了一个美国饭盒。后来,这个饭盒被部队作为奖品奖给了父亲。父亲带回来成家之后便成了我们家的舀水瓢,每天放学回到家,我们姐弟渴了就随手拿起舀水瓢舀起半饭盒水咕噜咕噜喝个够。这个美国饭盒伴随我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直到我成家。

  父亲爬着行走到天黑,这时收容队的战士返回来寻找未归队的战伤的战友,看到一点火星,战士问“哪是谁?”父亲说“王润良”,“噢,是机枪班的快腿王”,父亲说:“现在不能走了”。于是,收容战士把父亲放在担架上抬回收容所。

  总之,父亲抗美援朝时是九死一生,父亲说,如果不受伤,父亲也许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父亲被定位三等甲级残废,后来又改为二等乙级残废。

  1951年3月,父亲出朝在辽西省新城县13陆军医院住院养伤直到10月。大小手术做了几次,从此,父亲便由“快退王”变成了“秃脚王”。父亲的鞋是呼和浩特假肢厂特制的,每年两双。长大后,我试着穿过父亲的鞋,里面特别硬,走起来还顶脚,我不知道父亲那么多年穿上这样的鞋是怎么走路的,后来才知道父亲的脚是穿不住一般的鞋,否则,一走路就掉了。

  1951年11月至1955年8月父亲在内蒙古荣校学习。

  1955年转业到地方在五原县宣传部工作。

  1956年8月至1958年6月在五原县委工作,期间经组织介绍与母亲结婚,母亲家乡的乡亲们见了父亲便叫他“秃脚老王”,从此,“秃脚老王”便取代了父亲的名字。

  1958年10月,父亲被组织派遣到阿拉善左旗支边工作直到父亲去世。

  父亲文化不高,上过几天私塾,又在部队学了些文化,喜欢看战争年代和抗美援朝期间的事件和电影。父亲抗过枪,过过江,立过功,父亲从来不向外人炫耀自己的过去,更没有以抗美援朝的老兵自居,也不向组织要待遇。由于家中子女多,生活比较困难,每当开学我们姐弟五个交不齐学费时,父亲背着母亲和我们去医院卖血,给我们交学费,从不向组织申请补助。父亲每年18元的残废金便是我们一年的书本学杂费。就这样,父亲供我们上完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转载请注明

  如今,父亲离我们而去已有二十年,每每想起父亲,我眼里便噙满泪水。父亲始终忠于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父亲,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战士,父亲的一生是朴实而光荣的一生,父亲的光辉事迹将传承于子孙后代。

  有这样一个父亲,我引以为荣!

大学生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录片观后感例文3

  解放战争后期,美国人曾经责问蒋介石,“你有飞机,可以坐飞机指挥却为什么总打败仗?而毛泽东没有飞机,靠电报指挥,却总打胜仗?”翻开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数以百计的有关作战决策的电报就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毛泽东常常用如下语句与各战区的司令员、政委们商讨战策,“究竟如何?望斟酌电告”、“以上意见妥否望复”、“如何部署盼告”、“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的具体意见”、“你们另有何种更有效之方法,盼告”,而这些博采众长,善于纳谏的决策方法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在决策过程,获得致胜主动权的科学决策方法。

  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彭德怀之间的往来电报有“一尺多厚”,电报的密集程度、所涉及的战役细节程度恐怕是世界之最。它详细到某个制高点的控制,一个师级单位的调动,状如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但在毛泽东向彭德怀发出的大量电文中,通常在结尾都是“按情况酌定”、“酌办”这样的语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彭德怀,在战争指挥上有着充分的自主处置权,极大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收到了极大的成效。在连续取得 3次战役胜利后,部队已经十分疲惫、减员严重,要完成既定的作战任务,困难重重。于是彭德怀回国,详细向毛泽东汇报了朝鲜前线敌我情况和志愿军所面临的严重困难,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毛泽东认真听取汇报,及时调整方针,明确指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给了彭德怀一个很大的相机处置的余地,使彭德怀感到抗美援朝战争有了一个明确而又机动的方针。而这个方针,同毛泽东在第三次战役结束不久所作的乐观估计是不同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的调整是英明的。

  毛泽东总结抗美援朝战争时,强调“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依靠人民,就是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指挥员、全体作战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能围绕同一个目标自觉积极地展开行动。为了实现穿插分割的目标,第38军以每小时攻击前进5公里的速度,14个小时连续作战,先后打垮南朝鲜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9旅各一部,前进70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一仗,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

  以弱胜强,最根本的还是人的胜出。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评论说:“中国共军是一个幽灵,连个影子也没有。共军没有机械化部队,只好巧妙地实施徒步渗透,迂回包抄行动。敌人的行动比我们的行动意图更隐蔽。”李奇微更是把美军与志愿军作了比较:(美军)部队不愿放弃某些物质享受,害怕离开为数不多的公路,不愿在没有无线电和电话联络的条件下实施运动,此外,在同敌人作战时头脑过于简单。这支部队是这样依赖公路,不重视夺占沿途高地,不熟悉地形和难得利用地形,不愿抛开使部队伤亡惨重的汽车而代之步行,不愿深入山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近70年,这场战争留给我们许多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回味,启发我们思考!

大学生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录片观后感例文4

  抗美援朝我军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对抗,其实并非完全没有优势,双方都有自己的秘密武器,也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此时胜负的关键往往取决于指挥官对于战局的把握,还有无数战士的奋勇冲杀。在美军的部署中,有一支强悍的精装王牌军,它就是第八骑兵团,其1师的师长盖伊来头不小,该师也是由美国的精兵组成,战斗力不可小觑。

  此次战役发生在朝北的云山,这里多高山峻岭,植被繁茂,交通便捷,是战争的绝对中心。那时的彭德怀司令非常重视云山,打算命吴信泉将其控制。那时的敌骑兵1师有炮兵和坦克,三个机械化营,联合南朝鲜12团频频向我军施压。防守阵地的39军116师师长首先发现了云山敌人的动向,将战场情况上报。

  不久后,总部制定了周密的行军计划,38军配合42军负责切断敌军后路,其余各军迅速穿插分割,集中优势主力迅速歼灭被包围敌军,不能放跑一个敌人。随后,各级指战员开始行动起来,40军此时恰好全歼敌伪6师,这也为吴信泉拿定总攻时间提供了方便。结合之前的情报,39军开始向云山挺进,在扫清几个障碍后,迅速占领优势地形,准备和骑兵1师来场硬碰硬的较量。担任主攻的是116师,他已经进入云山西北,几个团分别攻陷了几处高地,但是仍然没有伤到敌军主力。在262.8高地上,骑1师利用炮火优势形成压制火力,我军多次冲击没能成功。此时,果断改变主攻方向,留下少部分部队继续佯攻牵制,大部队借助夜色奇袭敌人侧翼,一举突破了对方前沿阵地。对方迅速收缩兵力,第二道防线已然形成。

  他很清楚,正面突破几乎不可能,奇袭也不能再用,于是,命令部队分成多组,分批次进行进攻,让敌人没有休息的机会,终于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二天傍晚,与敌军短兵相接。此时炮兵和坦克失去了意义,双方的白刃战异常惨烈,敌军最后选择了丢下物资和武器撤退,早以准备好的38军和42军总共抓获300多名美军,云山之战大获全胜,骑1师更是溃不成军,遭遇了171年以来的首次败绩。

大学生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纪录片观后感例文5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不畏强敌,英勇作战。然而,为了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志愿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些烈士中,有四位志愿军的高级指挥员。

  50军副军长蔡正国

  江西永新人,志愿军第五十军副军长,革命烈士,1953年在朝鲜战场牺牲,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牺牲的最高指挥员之一。1953年2月中旬,汉江解冻。为了避免背水作战。第五十军进入指定地点后不久,就被美军飞机侦察到。事情源于五十军开的一次运动会。全军的运动员和官员黑压压地坐满了两边的山坡。有两架敌侦察机从空中飞来。

  从此,敌人知道这儿有重要的指挥机关。4月12日晚上9时,第五十军的坑道外的军部驻地,即一栋砖瓦结构的民房里,正在召开军事会议。在夜空里响起敌机的轰鸣。蔡正国正准备结束会议,一颗炸弹轰然爆炸。四溅的弹片击中了蔡正国和他身后的作战处处长。蔡正国的头上和胸部多处中弹,被抬入坑道后昏迷过去。由于失血过多,当晚10时,蔡正国心脏停止了跳动。

  67军军长李湘

  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疯狂地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烧到了祖国的大门。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的新生活受到了严重威胁。李湘的胸中燃起了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在美军及仆从军以4个师的兵力向我金城南25公里正面阵地大举进攻。在严重的敌情面前,李湘夜以继日地坚守在作战指挥室里,废寝忘食,聚精会神地指挥。71七军全体官兵在他的正确指挥下奋不顾身、英勇顽强、勇猛杀敌;阵地工事被炸塌了,迅速组织抢修;敌人败阵下去,立即实施反击。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彻底粉碎了敌军的“秋季攻势”,创造了歼灭敌军17100多人的辉煌胜利。

  但不辛的是在敌军发动攻势前夕,李湘军长却病倒了,他渴望自己的病能很快地好起来,亲自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和指挥战斗。但是,他的病情却日益加重。这时,美军发动的“春季攻势”战役已经打响,敌人投入的兵员、武器弹药远远超过1951年“秋季攻势”的规模,而且使用了化学武器。李湘军长被细菌感染,病情迅速恶化。当时,军政委旷伏兆几次劝他赶快到后方医院治疗,他却坚持在指挥室里指挥,坚决不下火线。然而他的病情因细菌感染,转化为败血症和脑膜炎病,脑肿胀得像水桶一样粗大,虽经医生百般设法医治,终因抢救无效,于1952年7月8日13时与世长辞,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8天,时年38岁。

  39军副军长吴国璋

  吴国璋(1919-1951),安徽金寨人。1929年商城起义爆发后,参加童子团,翌年11月参加红军,1934年随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在长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二十五军师青年干事。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政治部干事、纵队组织股股长,冀鲁豫军区营长、团政治处主任、团长,东北民主联军副师长,第四野战军师长。参加了辽沈、平津、广西等战役。1949年被派往越南,参加援越抗法战争,任军事顾问团顾问。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39军副参谋长兼作战处处长,参谋长,副军长,第一副军长。1951年10月6日在朝鲜作战中牺牲。是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最年轻的副军级干部。

  23军参谋长饶惠谭

  饶惠潭(1915-1953年),湖北大冶殷祖镇人,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六军团连长、营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第四团、第十六旅第四十八团副团长,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支队副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四十八团团长,华东野战军渤海纵队第十一师副师长,上海警备区第九十九师师长,参加过苏中七战七捷、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屡建战功。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公安十六师师长。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副军长、参谋长。1953年3月21日在前线光荣牺牲,时年3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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