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作品阅读感悟3篇(读《资治通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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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作品阅读感悟1

　　几年前华人大学生辩论比赛颇受人关注，而这些辩论选手们慷慨激昂，辩论有章有法，言辞美丽，颇让人羡慕。可是感觉这种活动，形势多于实际，双方围绕一个没有实质意义的问题，展开攻防，不在乎最终的结果，而是计算辩论过程中的表现。

　　最近在看资治通鉴的时候，发现早在战国时代，便有人对这类辩论作了精辟的评论：

　　赵王的老弟赵胜当平原君，其有一食客公孙龙在逻辑上的造诣甚为精湛，善于辩论。与孔穿辩论“奴隶有三个耳朵”，公孙龙反复探讨，分析精微，令孔穿张口结舌，说不出话。邹衍经过赵国，赵胜邀其与公孙龙辩论，邹衍说：

　　辩论的意义，在于使类别分明，不相侵害，使道理清楚，不相紊乱。提出原则，显示它的目的何在，要大家一目了然，免得迷失。胜利的一方，不失去他的逐渐。失败的一方，能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在这种情形下，才能够辩论。假如只靠名词定义之类词汇的堆积和美丽抽象的理论，来灼灼逼人，引用灵巧的譬喻转移方向，引导人们坠入他所预设的五花阵里，最终忘了主题。这对正规的思考力的训练，有严重的伤害。有些人一旦发言，言辞锋利，纠缠一团，一向纠缠到大家都不说话了，他才最终闭上嘴巴。这种争论，已造成困扰，我不愿参加。

　　短短的一段话，指明了辩论不仅仅是一种技法的表现，更多的是人自身的积累的思想认识的表现，经过辩论，让每个人的思想、知识都有相应的增长，而不仅仅是围绕一个虚拟的问题斗嘴皮子。

资治通鉴作品阅读感悟2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读罢此书，感受颇多。《资治通鉴》的.资料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经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本书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计时术语作为全书的时间框架体系，如“阏逄摄提格之岁”之类。“阏逄”相当于汉语“甲”，“摄提格”相当于汉语“寅”。为什么不用汉语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节语言的干支体系呢？

　　之后查过资料我才了解其实，我国古文献明文记载这是天皇语言，即三皇时代的官方语言。明代著名学者万民英所著《三命通会》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继盘古氏以治，是曰天灵，淡泊无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岁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阏逄”——编者注）、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二支曰：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于、执徐、大荒落、敦洋、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

　　经过查阅资料与询问教师朋友我了解到《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所以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至于考异法是什么呢，我还不是很了解。仍要请教教师实资治通鉴中很多故事是用来体现作者对迷信思想的不懈。

　　其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仅证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证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述，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当然由于水平与局限我又读了许多后续资料其中指出了不少错误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此刻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之后逐渐失传，此刻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小错而否定大的成果。

资治通鉴作品阅读感悟3

“历史虚无主义”却是绝对不可取的。要求史书所载百分之百真实可靠，本来就是不现实的要求。毕竟，史家们正努力地还历史以本来面貌，虽然这是一个也许永远无法到达的目标。但我相信，史家们所记载的资料，还是有必须的现实依据的。“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毕竟周公有过大权独揽的经历，毕竟王莽有过礼贤下士的表现，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至于如果“当初”他们真的“身便死”了，那不是还有“盖棺论定”一说吗？

“以史为鉴”并不因史书资料有杜撰部分而失去意义——就连完全杜撰的小说尚且有不可估量的借鉴意义，何况史实远远多于杜撰的史书呢？

　　和其他所有史书一样，《资治通鉴》也渗进了许多神话、传说以及作者想当然地杜撰的资料，但这并无损于它的伟大。读到“嚼碎张巡齿”这一段时，没必要深究他的牙齿究竟是怎样碎的，他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却深深刻印在我们的脑海。读到将士们箭尽粮绝，张巡把自我的小妾给将士们分食了的时候，于残忍、冷酷、血腥的感觉之外，也无法不油然而生对张巡的无限敬意。这样恨敌入骨、坚忍如狼的张巡，力尽被俘后如果不是大义凛然、慷慨就义，那才是真正不可想象的怪事！至于他的牙齿究竟是怎样碎的，恐怕不会有一丝一毫影响到他近乎神一样不朽的光芒！

　　推而广之，史书里其它不够真实的细节描述，并无损于“史鉴”的意义。史家们在力求真实的同时，难免会留下星星点点的瑕疵。但瑕不掩瑜，绝不可因史书的不完美，就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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